美国一个多月了，虽然学习、生活都还没安定下来，我却急着要打工了。天天花着从家带来的钱，毕竟有种坐吃山空的感觉。一天，有个中国朋友问我有没有兴趣去一家中餐馆试试，每周二、四、五、六晚上上班，一次4小时，每小时8美金。第二天傍晚，我就跟着朋友去了那家餐馆面试。

餐馆叫Fontana Sushi，是一家离学校不太远的小门脸儿，经营的是日本寿司。日本菜简单卫生，容易制作，利润也高，一份不足以塞牙缝的寿司可以卖到5—10美元。难怪许多中国人也跑到美国开起了日本寿司店。

面试我的老板娘Ada时尚、漂亮。她说我的工作是接电话。在我熟悉菜单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她不动声色地看着我说：“接电话呀。”对菜单还一无所知的我只好硬着头皮抓起听筒。就这样，连一句“开始吧”都没有，我就开始了在餐馆打工的日子。

接电话的工作无非是记录下外卖的定单，但这绝非简单的工作。光是看菜单上大串大串的名字，我的头就大了。纽约卷、费城卷、辣吞拿鱼卷……几十种寿司和日本菜肴，除了死记硬背外别无他法。但无论如何我也记不住每种寿司的原料，谁让我无缘品尝呢。每次有人问：“小姐，你们的蜘蛛卷里都有什么呀？”我就开始挠头，支支吾吾地说：“这个嘛，有一只炸螃蟹，还有青瓜吧，不，是黄瓜。”

每次接电话，除了要记下客人点的古怪菜名，还要记下他们的特殊要求。有人会要求加双份的姜、酱油或色拉酱。此外，还要准确记录他们的地址和电话，不能出错，否则，司机找不到地址，我就得两头挨骂。记下来的菜单一式3份，一份留在前台，一份送进厨房，还有一份送到专门制作寿司的“寿司吧”。我必须分清哪道菜是厨房的，哪道是寿司吧的。

打工的日子长了，各种附加“劳役”也纷至沓来：端茶倒水、收拾狼藉的餐桌等等。起初，被帮的人还会说声“谢谢”。日子久了，这些都仿佛成了我应该做的。如果不去做就会被认为是笨手笨脚，没眼力见儿。

别人对我呼来唤去的架势，老板Kevin很不满。他说，你们都是打工的，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应该做好自己的工作。Kevin很像F4里的言承旭。一开始我还真挺怕他，他不苟言笑。但后来的一件事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

一次，店里一个打工妹跑到Kevin那儿说我的坏话。我承认在干活儿方面，我不是个伶俐的女孩，那女人的不满也不无道理。可Kevin很严肃地对她说：“的确，她是没经验，得从头学，可假如我不用她，她肯定会到别的餐馆，不是照样得受气挨骂，一切从头开始吗？我宁愿她在这里开始。”

在这一点上，我始终很感激Kevin。因为听说在美国开餐馆的中国老板都很凶，吹毛求疵地给员工立下各种戒律。有个朋友在另一家中餐馆打工，老板嫌她笨，当着所有人的面骂她。Kevin从没骂过我，他说大家在一块儿做事开心就好，赚钱是次要的。

我的工作一天天上手起来，但店里两个打工妹想方设法排挤我，大厨也总不怀好意地看着我，终于有一天他过激的行为使我决定离开。临别，Kevin说，Fontana Sushi永远留一个位子给我，想回来的时候就回来。我点点头，但心里知道可能再也不会回去了。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于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