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悉尼留学两年多的时间，我做过十几种兼职工作。每当想起那些工作，心中总是感到自豪，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挺过来的。脑海里的记忆也总是疲劳，痛苦和恶劣的工作环境。但有一份工作，一想起来就让我充满了温馨甜蜜，继而是一丝忧伤。眼前又看到各种各样美丽的花儿，空气中仿佛又飘着淡淡的花香……

这份工作是卖花，准确的说是做和卖花相关的工作，朋友们叫我“flower boy”。花店开在windyard station，是悉尼中心商业区的一个地下列车站。花店有两个摊位，分别在车站的两边入口。我的工作分为两个时段，早上6点到9点，下午5点到7点，人流的高峰期。具体内容是早上把所有的花和花盆从冰库里搬出来，换水，修剪和卖花。下午是卖花和把所有的东西收进去。

我深深的喜爱这个工作。从第一天起，我就发觉它和我以前干过的工作截然不同。以前在餐馆收盘子，一身的饭菜味；在鱼市搬鱼，一身的鱼味；在这儿干完活却是一身的花香，走在大街上左顾右盼，自信心大增。回到家朋友们都来亲近你。以前捧着一堆盘子或抱着一箱鱼，顾客都向两旁躲，如今捧着一大束玫瑰在两个摊点间穿梭，迎接的是欣赏和羡慕的目光。而且这里往来的顾客白领居多，所讲的英文都是Academic（学术）类的，经常会听到他们对花儿的赞叹，“lovely, beautiful”之类的好词儿不绝于耳，让你工作时身心舒畅。

在花丛里工作的时光固然让人留恋，但更让我怀念的，是在那段日子里认识的两个朋友。

T是我卖花的同伴。“她”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澳洲小伙子，同性恋。T的主要工作是插花和配花（Flower arrangement）。她对这门艺术有天赋，又心灵手巧，做出来的花束客人都非常喜爱。她的性格跟Sunflower一样，真诚开放，跟她交流很愉快。我记得她见到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我漂亮吗？”我一愣，红着脸憋了半天，终于憋出一句托福听力原文：“Is ice cold?”

适应了她的风格，我们相处就融洽了。T经常给我讲她对花儿的一些心得，还逼我背单词。她时常冷不丁的从身后拿出一支花来考我：“这是什么花？”我一看，中文名称都不知道。只好红的叫“red flower”，黄的叫“yellow flower”。她气得脸色发白：“你们男孩子都不喜欢花吗？”这下我可振振有辞了：“谁说的，你看我就是个例子。我不喜欢洗盘子不喜欢搬鱼，却喜欢卖花！”

T给我看她身穿超短裙的照片，妩媚迷人。又给我看同性恋的报纸，这下才真是大开眼界，如愿以偿。看这种报纸可是我们学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的课后作业之一。澳洲的同性恋群体很大，他们的特点是教育良好，收入高，消费潜力大。电视里也有专门针对这个群体的广告。我当即表示要把报纸借回去研究研究，她望着我露出了紫罗兰的微笑。

在花店的最后一天工作，T送给我她做的一束百合花。拿回家中，正在感动，朋友们却在我面前一字排开，审讯开始：“你的同事送的！？你在fish market搬鱼的同事怎么没送几条三文鱼给你？！”

我第一次见到K是去垃圾房倒垃圾。每天晚上我都负责把花店里的所有垃圾倒掉。这可是真正的绿色垃圾。一些花茎和枝叶，还散发着清香，是我在澳洲最爱的垃圾。K是垃圾房的工作人员，中等身材，瘦瘦的，四十多岁，天津人。大家都是中国人，很快就熟了。K很热情，象大哥哥一样照顾我。要么在我倒垃圾的时候给我讲澳洲的三教九流，生活经历，提醒我不要上当，要么挽起衣袖直接帮我一起干活。

一天我刚进垃圾房，他微笑着对我说：“等一下。”他转身从包里拿出一个汉堡包，“我知道你还没吃晚饭，我来帮你干，快抓紧时间吃。”原来他的公司中餐提供肯德基，他中午多拿了一份。很久没有体会被人关爱的滋味，接过了汉堡包，我不禁心中一酸。国内讲究的什么星级饭店，就餐环境统统比不上这个在异国他乡温馨的垃圾房。在那里，我看着K忙碌的身影，吃完了那个汉堡包。

从那以后，K经常给我带一些吃的，或帮我把活儿干完，挤出一些时间谈天说地。他来澳洲十几年了，没有身份，妻子和孩子在国内。他每月把大半的工资寄回国供孩子上学。前不久妻子和他离婚了，他照样的寄钱。K憧憬着有一天挣到足够的钱就马上回国和孩子团聚，离开没有牵挂没有欢乐的澳洲。K最爱跟我讲他孩子的童年趣事，引得他自己和我哈哈大笑。如今他的儿子已经二十岁了。可父子分开了十几年，他的脑海里仍只留有儿子的童年印象。那却是K在澳洲唯一的珍贵。

因为上课时间的调整，我不得不辞去花店的工作。最后一次倒垃圾，K说希望很快能在国内再见面，更希望不是在国内的垃圾房里再见。我笑了。

回到北京，每次我去肯德基的时候，就会想起那个有汉堡包，有欢声笑语，有K的垃圾房。

K，希望在国内能很快见到你，我请你吃肯德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