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工作是我当初离开北京去美国读书时就做好的决定，所以书还没读得怎样就一直在盘算着回国以后干什么。出国时是９１年，此前在国内一所农业大学读完硕士后又在北京一家科研单位工作了两年。在当时的情况下，比较现实的想法是回来后能找一家与应用开发有关的单位。这样的话既可以在收入上高一些，千把块钱吧。同时也可做点实事儿。纯科研单位的日子是过够了。我想这样的经历和想法在大伙儿中还是挺普遍的。

第一次回国是９３年底。刚一下飞机，看到弟弟腰里别的大哥大，就意识到我两年前的想法已经落后了。国内的变化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在家一个月中其他事情不再多说，有两件事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在此用点笔墨写一写。

我有一个朋友小李，父亲曾是一所大科研所的研究员。小李高中毕业后功课不好，在８０年代初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形势下，只好去了他父亲的研究所当了电工。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跟他混在一起成了“铁哥们儿”。读书不行，可他一手电工电器活儿是没得说。逮什么拆什么，拆什么会什么。我家的电器他恨不得全拆过、全修过。而且还啃啃哧哧地读了一个夜大文凭。在９０年代初，提出辞职干起了汽车防盗器的销售按装。辞职报告打上去竟然不批准。于是他每天在外面挣他的钱，还在单位照领一份工资。钱挣大了，车也开了，日子很苦却对我说决不回头。９３年他父亲因病去世，留下遗嘱希望能买一块墓地，将来妻子过世后也能合葬。可是所里对这位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科学家的最后愿望反复扯皮。原因是由于是高级别，死者必须葬在八宝山。其中既有科研所自己也没办法控制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冷漠。心里凉透之后，小李自己花了３万块钱在郊外买了一块地了却了父亲的心愿。然后回到所里将所长、书记一一骂个狗血喷头，最后回到家里痛哭一场。在他向我叙述这过程时，对我说：“我是个小电工的时候，谁都能使唤。现在我骂谁谁都不敢吭声，因为现在他们谁也拿不住我了，因为我有钱。我能干我想干的事，我爸一辈子想都没敢想的事儿，我妈求人求不来的事儿，因为我有钱”。

另一位朋友小陈原是家大公司的业务员。别的一家公司的一件生意中买卖双方起了官司。一方携款消失了。另一方找不到当事人，却抓住了当时去蹭了顿饭的小陈。私下愿给他５万块帮助找人，遭拒绝后就告到了小陈的单位。与他一向不睦的处长不问青红皂白，先停了他的奖金，停职交待。一番折腾也没个所以然。且不说处长有没有法律权利调查小陈工作外的事（事件始终司法机关从未介入），最后连原告都不见了。事情不了了之之际，小陈提出了辞职。他的父母（两位老党员）对儿子说：辞职可以，但要把事情说清楚，要有个清白是非。这样的想法听上去挺开明，也挺合理的。可小陈交了辞职书的第二天就离开了公司去外地做生意去了。至今已三年，那个事情还是没结论。小陈与我聊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说的一番话倒让我觉得挺有意思：什么清白？他们老一辈，为了清白折腾了一辈子。一辈子，几十年，时时刻刻都要表态，站队，交待。唯恐交待不彻底，态度不端正。可真是“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清白故，两者皆可抛”。可他们做了什么坏事了？什么也没做！这世界上大概找不出比中国知识分子更老实的人了。可他们为什么老觉得生来就有罪呢？可就这样凑着赶着地夹着尾巴做人，清白讲清楚了么？越讲越不清白，越讲越黑，更何况压根儿就没清白问题。一天到晚凑着赶着地讲清白，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你的工资、级别、房子、还有清白都捏在别人手里吗！可我现在不用再做这些了，因为我有钱！我可以自己租房子，买保险，我为社会服务，社会为我服务，只要不犯法，就谁也管不着我。只要我有钱，我就能踏踏实实地过自己的日子。我可没这工夫再象他们一样一辈子时间光顾了讲清白，连自由都可以不要了。只要我不犯法，只要法院不找我，我就是清白的。

小李和小陈在“钱”里找到了尊严和清白。钱的力量使他们不必再象他们的父母一样逆来顺受了。而他们的故事却从一个侧面反应了中国的社会的变化。从前那个单一的社会结构，正在一点点地改变。现在，１９９３年底，如果你有能力，如果你敢闯，社会已经开始提供了那么一个空间让你施展。你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挣你的房子、工资和医疗，而不是靠大锅饭里可有可无的标准。那些将人们束缚在大锅饭里的因素，房子，医疗等等，随着个人经济实力的增强而淡化。如果你有钱，社会已完全可以提供你所需要的服务。而不再需要靠向领导表清白来得到。而不象以前那样，无论你是有能力的还是没能力的，敢闯的还是不敢闯的，清白还是不清白，都让一口大锅罩在一起，煮在一起。你没有机会，你只能逆来顺受。虽然这种变化还很初步，这个空间还很小，但已经令人看到了一点点的光亮。９３年底这次回国时与同学朋友相聚几回，凡是那些还如几年前一样在国家科研单位的，聚在一起时都听我侃，侃美国是这样那样的。而凡是与那些下了海的朋友们在一起，全是听他们侃。听他们侃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故事，多少的精彩和艰苦。可当我问他们还愿不愿意回大锅饭时，无一例外地答不可能。再问他们为什么，答为自由。这些例子使我意识到我原来的想法要改变，要跟上形势。隐隐约约地，我感到将来回国后的空间很有可能要超出原来设想的大学科研所的范围。而对这个空间，当时我还并没有具体的感性认识。

第二次回来是９５年底。因离毕业已比较近了，所以带着简历什么的“有备而来”。以前我说起要回国工作，别人只当我瞎嚷嚷，没人当真。这次见我不是开玩笑时，家人朋友们纷纷劝我要谨慎。虽然没有人说我不该回国，但总的反应是负面的为主。９５年底的北京与９３年底已大大不同。９３年时因申办奥运会所带来振奋与秩序早荡然无存。人们每日里谈着抢劫，谋杀，贪污腐败的案件。从混乱的交通到没人管的污染，到处给人一种人心涣散的感觉。回家后的十天里，每天听到的都是这些。我有一种几乎被炸蒙了的感觉，直犯晕。如果一切都是黑暗没有天理的话，那这国家还有没有希望？那些想为这国家做一点事的人还有没有机会？如果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文化注定如此低劣无望，那么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生存的理由又是什么？这些虽然是远了些的话题，但却是在当时那种“四面楚歌”的境况下自然而生的想法。直到十天后，我的一位朋友小丽来看我，聊到傍晚９点多钟。我送她出门在校门口打的。等车时小丽随口说：北京的治安还不错，晚上出门还不用太担心。我听到这句话，差点儿没回去取钱包替她付车钱。这是我回家十天第一次有人说“好话”。这多多少少替我燃起了点儿“希望的火花”。

然后开始的是摸北京的工作市场，给自己定位。因为没什么前例可循，所以既不知道去哪儿找工作，也不知道自己值多少钱、该要什么价儿。去了留学人员服务中心，那里的几大本用人需求全是科研所大学的单位。去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人才交流中心，满墙的招聘启示全是招销售、司机、服务员之类的。问问那些工作人员象我这种情况的应去什么地方，应是什么工资范围，别人看着我直发愣，谁也说不清楚。通过同学、朋友的介绍，我又去拜访了一些在人事方面比较有经验的老师。在一位退休了的原科学院某所主管人事的老师家里，听他给我算了一笔账：如果你现在进一个效益中等的单位，按留学人员政策应该是有二室一厅的住房，如果能兼上一两个课题，每月收入应该是不错的，大约能拿到近１０００人民币。听他的口气，１０００已是不低的收入了。另一位同学绕了不少圈子替我打听外企人员的收入。但那个圈子里的人一般不谈收入的事，所以几经周折给了个中层人员大概５０００块钱这么一个数。又有一个和外企圈子熟悉些的朋友却张嘴说了句：“国外回来的博士，２千５美金一个月吧”。于是乎，把我闹了个糊涂。这个收入范围的上下限差别也太大了些。到底哪个是“实盘”？就这样，又经过一两周的奔跑，这个问题才慢慢清楚了起来。原来这些人谈的是属于几乎是不同空间里的事。国家单位、民办单位、合资外资，这些不同的经济形式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下，几乎是按着各自不同的经济规律在运行。在人员积压，超编低效的国家单位，也许并不缺什么留学归国人员，也不指望你来改天换地。多你一个少你一个，没什么不同。看在国家政策的份儿上，给你个工作已是不错。更不可能给你高工资待遇。从效益上和人人摆平的大锅饭原则上来说都不可能。１０００的月收入指的就是这个圈子。而在那些进入了市场经济的合资外资企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儿。高工资是要靠真出活儿才行，况且没有任何保障。可以说大差别的工资收入其实是反映了不同的经济制度。那么，在回国找工作时，首先要想清楚，你要走进哪一种经济制度？并且有规范寻职途径的全是国家全民单位。如果要去国家科研单位以外的地方，得通过别的方式来进行。从我个人在科研单位的经历和别人的许多前车之鉴，我觉得自己应该到国家单位外的市场经济里去试一试。其实在美国过的不也是国内看来悬得乎的没保障的生活么。所以我在此后的求职方向主要是国家科研单位以外的选择。但提醒网上朋友们在看我这些杂谈时千万注意，个人情况不同，不可一概而论。国家单位，科研单位中其实也未必没有前途，那里不缺我一个，可不一定不缺您。切不可受我个人主观看法影响，以偏概全。

此后又谈了几家别人介绍的单位，还与当时北京尚不多的人才公司联系了一下。国内的人才公司往往直译为猎头公司（ＨＥＡＤ　ＨＵＮＴＥＲ）。一些他们的地址电话等我将在下一章一并写出。在此顺便提一句，北京人中，特别是年轻人中，礼貌待人还是相当不错的。与一些公司的电话来往中，对方一般也都很耐心、得体。对我来说这是很令人欢喜的变化。在与这些单位接触的过程中，因有朋友介绍，对方一般都比较热情，但最后往往并没有实际的结果。几次以后一位稍熟悉的朋友告诉我一些原委。首先，国外的留学生有回来意向的并非少数，也经常有人回来探听接触。但真正回来的并不太多，往往解触一下后就没有了下文。几来几往，国内的单位也就失去了兴趣，不再当真。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