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是五十年代进京的南方人。最近报纸电视上的一个热门话题是：谁是北京人。据说８５％的北京人都是五十年代后来到北京的。满大街操着外地口音的老北京已成为了北京的一个特色。这一热门话题的源起是如今在京的外地打工族和本地人的相处关系。北京晚报上还专门开了一个栏目叫：我在北京打工，这些都是题外话了。我父亲原籍上海，母亲原籍苏州。家里的许多亲戚还在那里。我小时候曾在苏州外婆身边许多年，至今还与不少苏州的同学好友保持着联系。每次有机会，我总会回苏州看外婆，也顺便大吃一趟。真论吃，北京现在除了派头儿外，特色还真不多.

因为外婆在苏州盼得急，所以我回到北京后两周就准备回苏州。去民航售票处一问，到上海的单程机票人民币７５０元，然后还要从虹桥机场坐车去苏州，又贵又麻烦。于是决定坐火车。相信回来两周的适应已能够对付这趟旅程。因为火车卧铺也不好买，所以通过学校里的一个旅行社订票，票价２７９元，加５０块订票费。两天过后，通知我与某人电话联系取票。电话打将过去，与对方说好一个地点去碰头。正好我第二天外出办事，就约在了东四十条地铁站外边见面。对方告诉我他骑一辆极破的摩托车。见面一看果然是一辆没法儿再破了的车，骑车人倒是个见面熟，我们就站在地铁站外聊了几句。三言两语后我听出了票的来源。原来是通过车站的工作人员把票截留下来私下售出。有关系的中间人在这过程中得利。为酬谢车站的哥们儿，他前几天刚请他们去北戴河玩儿了一趟，反正铁路上的人本来就不要车票。临走他还专门提醒我下次买票可直接找他。这我明白。八八、八九年十亿人民九亿倒（卖）那会儿就学过跳中间人的这招儿。

车票是从北京到苏州的１０９空调卧铺。中午１２点多钟从北京站发车，我１１点左右来到北京站。因为北京西客站的开通分流，北京站已不象以前那么挤。广场上人不多，秩序也挺好。车站大楼与对面的国际饭店遥遥相望，加上附近刚落成的不少高大建筑的相衬，说不上气势不凡，倒也是气氛不错。看来人一少，什么都看着顺眼。中午我在车站里的一个柜台前买了两个馅饼。正吃着，忽听卖馅饼的年轻妇女对刚走过来的一个中年男子喊道：主任，您甭吃这个，待会儿我给您重新打馅做几个好的。听了这话，我正拿在手里的半个馅饼不知是该吃下去还是该放下来。

排完２０分钟队，在人流中挤过两道关口，又提着包走了好几百米，终于上了车。上了车的人们在纷纷抢占行李架上的地方，往毛巾架上挂毛巾，然后拿出各种各样的茶杯，保温杯、搪瓷杯，雀巢咖啡瓶、果酱瓶、应有尽有。我带好了一叠厚餐巾纸，再买了一筒矿泉水，估计能对付一天了。火车还没开，所以车里的空调也不象在起作用，老练的乘客们早已把车窗都打开了。熬不住车里的热劲儿，我就站在站台上看人流进出。从车头到车尾每节车厢前有一个乘务员在收票。除了一个女乘务员很认真的样子外，其他的男乘务员穿着的制服不是没扣扣子，就是帽子歪戴，再加上长长的头发，我越看越像小时候电影里的国民党匪兵。一阵吆喝之后，车开了。人还没坐稳，迎面过来一个乘务员，热情洋溢地对我招呼着：嗨，兄弟，有什么吃的吗。我立刻热情洋溢地回答：嗨，能有什么呀，这水还是买的呢，还他妈挺贵。没过一会儿，又过来了一个乘务员，又是热情洋溢地对我喊道：嗨，兄弟，有什么吃的吗。我此刻真觉得惭愧之极，真恨不得能变出点儿什么给他。好在车上带东西的乘客不少，很快，几位乘务员找了一堆吃的，拿着几瓶啤酒进了乘务员室。火车开出北京站没多久，我们车厢的中年女乘务员来给大家把票换成卧铺牌儿。身后跟着几个补票的人。待人少些之后，又不断地有其他车厢的乘务员带来一些补票的。每次乘务员和补票人都走到没人的角落低声交谈。说不上鬼鬼祟祟，反正也跟地下工作接头差不多。一次，我听见她问了上下车地点，然后说了一个数。我一算比正常票价要高出近二百块。心里不由得说真黑。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大概叫靠火车吃火车吧。我边上坐着一拨外出开会的大学老师，一路上不停地评点着所有的一切。见到一位补票人没办成，一位中年女教师很内行地说：现在做事都要有好处的，要补票总得给乘务员塞上十块钱，她才会给你在列车长那里说好话。我听了只好唉一声，好可爱的生活在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们。

空调车厢到了晚间冷得不行，旅客们抱怨纷纷。厕所的脏臭我在这里不想再多着笔墨，反正中国的厕所的改进永远是令人感觉最慢的。列车在黑夜里咣铛咣铛地走着，不时地开过铁路边的小镇。比起许多年前来，一路上不知多了多少灯光。经常会看到路旁一座座高耸的大厦在照明灯的照射下熠熠生辉。经过泰山时可以看到直达山顶的灯火。毫无疑问，中国大地正在一点点地告别黑暗。早上起来后在餐车花２５块钱吃了一碗清汤寡水的面条。不一会儿，进了江苏。火车隆隆开过长江大桥时，一位乘客对他６、７岁的小女儿说：这就是长江。

车到了苏州，我熟门熟路地找到平门桥下人民路旁舅舅的家。外婆早已望眼欲穿。顾不上洗澡，我迫不及待地坐下来大吃一顿我在美国天天梦见的苏州菜。外婆给我做了一锅我喜欢吃的腌嘟鲜，是将咸肉和鲜肉炖在一起的汤，加上笋片、冬瓜、扁尖。那个鲜哟。用苏州人的话来说：鲜得眉毛要掉脱。由此开始了我在苏州的“吃之旅”。此后清早起来，先到楼下的面店吃上一碗面。苏州人的面讲究下得要清爽，面浇头有大排、鳝丝、鱼块，肉丝等好多种。不想吃面可以来碗馄饨。馄饨汤是在大锅里炖了好久的骨头汤，撒上一把葱花，香腾腾地冒着热气。现在卖小馄饨的已经不多了，因为利太薄。卖的都是虾仁或鲜肉的大馄饨。记得小时候冬天上学路上，在居委会开的小馄饨店里花上一毛钱来上一碗热热的小馄饨，那暖暖的感觉至今也忘不掉。无论是面条还是馄饨，都是以一两为单位的。吃惯了粗鱼大肉的北方人还真得习惯一下才能适应这种南方人的精细劲儿。不够还可以吃一旁的烧卖、小笼包。若想吃咬一口一口汤水的生煎包子，得等到下午，那是苏州人下午辰光的点心。

在苏州时正是中秋加国庆期间，因为不能滥发奖金，苏州的厂家就以各种改头换面的福利将钱发下去。最普遍的是购物券，凭券到指定商店购足券上金额。我在家中无事，就跑了好几趟这样的采购。在一个叫一品香的熟食连锁店买了一百八十块钱的熟食，在一家超市买了一百块钱的日用品，还给表弟买了一件李宁牌夹克，在一家水果批发站提了两箱苹果、梨。这一切都归功于舅舅和表弟所在单位的效益好。即使在向来富裕的江南，我听到的最频繁的词仍是“下岗”。所谓下岗其实就是失业。下岗工人在苏州的工资（救济金）是每月１６８块。所以人们把下岗人员称为一六八。后来又增加到了每月２１５块。人员的大量下岗已成为国内企业，特别是内地企业的很普遍的情况。在国有企业亏损面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国家已无法继续背着亏损企业的包袱走下去了。然而完全的甩包袱又不现实。尽管９６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以及以后的一些舆论显示着中央已决心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做一些大动作，但实际的变化却又是缓慢得很，显得犹豫不决。既要以变求生，又要稳定，要找到河里的下一块石头确实不是容易的事。然而有趣的是，尽管大批下岗人员失去了工作，从苏州到北京，小摊小铺里、饭店旅馆中那些从事简单劳动的却都是外地的或农村的人员。本地人宁愿拿着两百块钱在家抱怨，也不愿出来流汗挣钱。据北京晚报调查，１０．８万下岗工人中只有２．１万有再求职打算。怕丢面子似乎还是其次，更主要的心态是：国家总不能不管吧，社会主义总不能饿死人吧。下岗人员还企望着目前的情况是暂时的，还企望着不久还能回到原来的生活中，换言之，大锅饭中。大部分人心中对当前改革的现实还没有真正地认清，还没有真正地明白这一趋势的不可逆转和无情。在所谓大社会小政府的转化的过程中，国家在给人们逐渐提供更大施展空间的同时，也在一步步从保姆的角色中摆脱出来。国家看来不可能再回到通包通保的过去了，将来要靠每个人自己去奔，而许多人或许是还不愿意承认这现实。更有些人员下岗之后也开始重新求职，却马上发现自己几乎一无所长。在抱怨自己没有机会的时候，却很少有人问自己：为什么我没有竞争力？大锅饭里争吃争喝时养惯主人翁的姿态，在要出力竞争时则只会一个劲儿地为自己的无能委屈。这些人的生活向谁讨？而这些问题又是谁之过？

在苏州的同学中也有一些混得不错了的。听说我回来，又相聚一起叙叙旧谊。最好最热情的办法莫过于吃。承他们的好意，又品尝了不少苏州流行的菜肴。还在外游玩娱乐好多次，吃茶，唱歌。大多数是由他们付款。不少也都并非他们自己掏钱。在这些情况下我心情并不自然却又无所作为。空洞地、愤怒地谈国内的腐败特权大概是反腐败中最容易的事了。然而腐败却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与我们紧紧相关的周围的人们，也许就是我们的同学好友邻居，甚至家人。当你面对与你相关的特权腐败时，才会真正体会到特权腐败几乎根本就是我们生活、文化的一部分。称反腐败任重道远，不足以言其艰难。

在苏州最快活的时候莫过于和表弟表妹们逛街。从前，从平门桥沿人民路走到苏州的热闹地方观前街，在人们印象中是好长的一段。经过五、六年的市政建设，人民路自北寺塔到南门近十公里的距离已是笔直的一条大路。路两边商厦林立。到了晚上灯火辉煌。在目不暇接中不再有远的感觉。走过老宅旧址因果巷口时，哪里还有儿时记忆里的排板门和石台阶。在巷（街）口银行大楼的大理石门外，是市政府所立的一块半文半白的石碑，记载了人民路改造工程的始末。文采、书法皆佳，体现出苏州古城悠久的文化历史。在碑旁却是一个齐膝高的落了漆的消防桩。这在别人看来不协调的旧物却让我的心一下子悠了起来。二十多年前，我在这消防桩上爬上爬下度过了童年。桩上的铁链还在，那个能在侧面绕圈的铁环却不见了。而那铛啷啷的声音却分明又在我心里轻轻响起。

观前街和人民路的交口处矗立着好几座购物中心。令我感兴趣的倒不是其中琳琅满目的商品，而是购物中心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