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新鲜事务在中国的兴衰过程，一般是这样的，初被传入时是被当成神圣而时尚的理念膜拜，然后被各级别的小资从高到低地传送流行，继而普通大众因为铺天盖地的宣传，都能略知一二，最后的结局是一张廉价的化纤地毯，谁都可以上去踩一脚，成了民众饭后自娱的谈资笑料。

比如有一本书叫《谁动了我的奶酪》，有好事者把它译成中文的时候，是由上流社会的精英俊杰，架着金边眼镜，在豪华的写字楼里模仿大师的口吻侃侃而谈其理念精髓，然后，东南沿海的小资们争相传诵，如对主席的红宝书一般虔诚，一时洛阳纸贵，再过些日子，你可能会在你们单位的保安的桌子上发现这本书的盗版，最后是赵本山故意迈着拙笨的步伐撅着嘴在舞台上用铁岭话大喊，谁动了我的奶酪，台下大笑一片。

海归和海待，就是上述这个链条中的一头一尾两极。根据我的印象，海归应该是政府推出的一个词，那时候几乎是是上流社会的代名词，到了好事者催生海待一称时，已经不但是一派秋风落叶的萧条，而且是人人得而嘲之的尴尬了。

导致这一场尴尬的罪魁，说是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似乎不尽然，整个流程里，有一个灰色的影子始终在上蹿下跳，就是我们的媒体。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媒体开始染上了给人归群分类的癖好，类分好后，分而治之析之，比如上班不怎么出汗的，媒体管他们叫白领，这算是分类分得有点逻辑的，比较无聊的是他们把70年代出生的和80年代出生各归一类，然后讨论其人性特点及历史根源。点子虽臭但大有写头，照此类推，类可以一直分到上世纪初，可以引经据典胡乱剖析，且死无对证了。至于什么粉领一族，月光一族，私车一族，这族那族的归类，就更是矫情而无趣了。

如果说政府说的海归是一种现象的话，那么媒体眼里，海归就成了海归一族了。政府的文件里对海归定义的诸多限制到媒体这里通通作废，毕竟政府定义这么细是关系到一个待遇问题，而媒体没有这个预算和义务，跟着起起哄，那么认真干什么，什么叫海归，出过国又回来了的，就是海归一族。类归得越大越广，文章就越好作。

既然归了类，媒体就要对这个整体进行本质和现象作文章了。

打一个不太牵强的比喻，媒体对海归们的态度，就好像一个身份卑微的暗恋者，面对他心仪的女子，穷追不舍，鲜花殷勤和溢美之词成吨成吨地投入，却未遂，于是罢手，很多年以后，街头偶遇梦中情人，佳人虽依旧美丽但渐有珠黄之势，且面露憔悴疲态。于是寒暄过后，暗恋者不安好心幸灾乐祸地问候一句，还荒着呢？

荒是北京方言，就是单身的意思。

还荒着呢？暗恋者对从前的暗恋对象说。

还待着呢？媒体对那些不太如意的海归们说。

记得从我可以看懂杂志开始，从报纸杂志上看到的，有关海外留学生的报导，或报告文学，全部都是创造奇迹的故事，奇迹的本钱，一般都是30美元（那时候出国好像只能兑换30美元），一个个可歌可泣荡气回肠。

传说中的奇迹和创业故事，一个比一个狠，以致于教人产生一种错觉，我们的精英都在海外，只有在海外，才能成为精英。后来慢慢长大，知道了狗咬人不算新闻，人咬狗才算的道理，但看多了这样的故事又不禁疑惑，这年头，人咬狗咋就这么频繁呢？

比如李四写了张三在海外成功的故事，王二再写牛五的留学生活的时候，就憋着一口气，怎么也得写得比李四更动人更小概率，于是有奇迹要写，没有奇迹捏造奇迹也要写。你李四不是靠30美元起的家吗，我笔下的牛五，刚出机场就让人连30美元到行李一道让人劫了去，穿着内裤创业，比比谁的落差大，比比谁的终点高。

起点和终点都写到了极至，接着就只能挖细节了，于小处来感人。就好像美女某天早上吃了芝麻饼，拉了一粒芝麻在嘴边被暗恋者看见了，于是暗恋者的情书里多了赞美美人痣的大篇幅段落，美人一边抹去嘴边的芝麻一边看情书看得心旷神怡。

神话讲完了，再接着吹牛就得上税了，这时候媒体开始吃反思的饭了，海外精英告诉写手们，国外的人喜欢排队，不喜欢吐痰，于是国内就开始反思，思的是国民素质，精英们说国外的人很讲信用，国内就讨论诚信。厚道一些的，也就是就事论事，不厚道的，干脆模仿康有为的口气去痛心疾首，忧国忧民。

再后来，留学生的境遇开始呈家道中落的迹象，媒体便开始发明并炒作留学垃圾，把一群本不该归类到海归里的人群的劣迹放大且普遍化，开始全面倒戈。

媒体的这些作为，应该是有传统的，在古代没有报纸媒介的时候，靠史官一支秃笔论史。史官们的职业道德，完全依赖个人操节，暂且不去讨论那些趋炎附势的无操者，即便是一身正气者，也守着识小者不识大体的原则，有意地去忽略小民的日常，着墨之处，基本上都是帝王宫禁的故事。所以今天的考官学家们想在一部大而全的二十四史里找一点草民的生活细节也是如此的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惶惶大论的二十四史，基本上讲的都是废话。

东西方的隔阂结束的历史，已经有快两百年了，为何从我们的媒体印象里，那些富庶的国家还陌生得如火星？

少一点浮躁攀比，少一点捧和杀，多讲述一点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那些想出国或即将出国的人，也就不会再对前途一头雾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