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派”是近年流行于中国内地的一个新名词，是指那些海外留学归来、寻求在内地更好发展的中国人，并相对于接受本土教育的“本土派”而言。当然这些都是雅称，民间还取其谐音，戏称之为“海龟”和“土鳖”。

与港人北上相反，近年亦有不少海归派宁愿回流香港，打算长久居留，而不做匆匆过客，未来或许成为香港精英一分子。

时军，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去上海完成其法学硕士学位，工作一段时间又得机会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现在香港一家著名投资公司任联席董事。

记者访问他时，他所在的投资公司刚从尖沙咀的海港城搬至中环的国际金融中心二期。

问他，香港最让他决定永久居留的原因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回答：“因为这里有规则。”“回去要讲关系才能做成事，太累，何况我没有那种野心。”

熟悉内地了解国际

时军所任职的投资公司为香港本土主要的金融资产管理集团之一。公司成立于1988年，主要从事投资基金的管理。合作方均为国际知名的金融机构，例如通用电气、野村证券、瑞士保金、德意志银行、友邦保险和英国西敏寺银行等等。公司还与中国内地大型实业集团和投资集团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并与中方背景的招商局、粤海、越秀、中石化等都进行过合作。

“联席董事是什么样的职位？”“可以算是中层管理人员吧。”对于金融界知之甚少的记者来说，时军的回答太明白不过。其实时军加入公司才两年。90年在上海取得法学硕士以后，他一直在国家机械部下属的国际外贸集团做法律顾问，九四年被派来香港分公司工作，直至2000年离开香港，在此期间，时军作为法律和投资顾问，参与过数十个基金管理项目工作，在这一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000年，时军前往英国剑桥大学Robinson College研习法律和金融，一年以后，获得位于伦敦的一家英国金融公司实习的机会。和公司的美国以及香港的同事相比，时军的这些亦中亦西的学习和工作经历，有着极大的优势，使他在目前的工作中，尤其是和内地合作投资项目，如鱼得水，得心应手。

“现在公司的投资政策也根据国内的投资环境作出改变，以前三、五百万美元小型项目接触较多，而现在集中研究较大项目，一年差不多十个投资规模扩大，风险也相应增加。”

“比较合适的投资机会不多，部分时间用于加强已投资项目的跟踪和管理工作，这类工作我做比较适合。”时军说这话的时候，有些小小得意，又连忙不好意思笑着解释：“我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使我比较了解国际规则，熟悉法律，尤其是熟悉内地为人处事的方式，这方面比外国和香港同事有优势。”

那么，在内地一定有很多成功的投资项目？“比起同行业不算多，做来做去才有几个项目算是成功。”乍听这话，记者颇纳闷，怎么会呢？公司不是都已从海港城搬到了香港的黄金地段国际金融中心二期。时军沉默片刻，说：“可能这里所讲的成功标准不同，股东希望的投资回报率至少要达到20%以上。只有项目公司上市流通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机会有，但毕竟不多。”

北大毕业生均是天之骄子，也多给人印象自满。但时军自始至终保持着斯文淡定，从容谦逊。他中等身材，西装笔挺，领带是粉红那种流行款，戴的眼镜却不是很潮流。最喜欢他一张闪烁着智能的面孔，总是温和地笑着，那么温馨。

“我所管理的基金失败的项目基本没有。”时军没有忘记告诉记者。到底是北大人，没有认输的。

中国内地经济发展快，变动大，即使再忙碌时军也要清晰了解内地政策的变化。他最爱看的是一份财经分析权威的香港报纸，因为来自左中右不同背景的作者的政治经济评论，可以给他多元角度去观察财经政策的变化。他还称自己是林行止的FANS，长期追踪阅读他的文章和著作。当然，要详细了解内地的政策，香港《文汇报》是时军最好的选择。如果时间允许，时军会读内地的《二十一世纪经济导报》、《南方周末》，上新浪财经网。英文报纸，常常浏览的是《南华早报》、《金融时报》，还有面对知识分子阶层的英国《卫报》，以此渠道了解国际金融发展事态。

英国是法治鼻祖

提起在英国的留学，时军变得异常兴奋：“我在剑桥，亲身感受完全不同的制度和气氛环境，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和内地有明显的对比。”

支撑着英国的三个城市伦敦、剑桥和牛津，时军去了两个。时军在伦敦半年，剑桥一年，他的眼里，英国非常有活力，不同于一般人所认为的古老保守的感觉。

在伦敦的半年，时军在一家投资银行实习。“大部分专业人士都接受过严格的金融专业训练。业务非常熟练。相比之下中国处于比较落后的状况，伦敦一个一般的专业人士都可以在中国独当一面。”

“英国不愧是以法治国的鼻祖。三百年来金融法律不断完善，现在还在不断修订，更新速度非常快。香港的法律师承英国，虽然不如英国的完备，但在中国已是遥遥领先了。”

很多中国人留学海外，不愿意回去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文化上的不适应。有没有想过回内地发展？“回内地的想法也有过。但是我更愿意留在香港，因为这里有规则，文化多元。”时军不假思索说。

“内地的同行业不像西方有很强的职业道德感，要成功不仅要讲关系，更重要的是懂得进行交易，对于从事专业领域的人来说有很多利益冲突。我不怕作出牺牲，但这不符合我的性格。”

“我不讨厌国企的文化，是另一种游戏的玩法，适者生存，只是政治因素多些，人际关系多些，比较复杂，会浪费很多的时间，效率不高，但没有经历过这种文化的人不会真的了解中国，因为国企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着中国的人文和习惯。”

在STARBUCK做访问，记者的咖啡里加了很多白糖和牛奶，时军喝的是BLACK COFFEE。这是受英国留学生活的影响？

“英国的留学经历使我喜欢上西方的音乐，尤其是歌剧。音乐是英国中产阶级尤其是知识分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加音乐会人的礼貌和着装，以及当时的气氛都会令你对音乐具有一种庄重神圣的感觉。音乐是有秩序的。我喜欢秩序，西方的宗教也是如此。对于知识和美的发自内心的敬畏和尊重，可能是经历过动乱的中国人所欠缺的。我希望自己的性格中因为这段经历能多些纯净和洒脱。当然不仅仅是这种喝咖啡不放糖。”

时军的笑很温和，心如止水，有时又如阳光般灿烂，原来相由心生，纯净和洒脱是他的希望。

时军做的不是文化，但同他聊天，从最近两岸三地的畅销书《我们仨》到《最后的贵族》，从台湾的作家陈映真到哈佛的教授李欧梵，时军都能侃侃而谈，让记者不得不由衷佩服，到底是北大和剑桥的背景，人文素养就是不一样。

香港身份是最好选择

时军年纪轻轻，在香港不到两年，已经在中高级住宅区购置一个物业，让周围的朋友羡慕不已。“从事投资行业，置业只能说明我认为香港物业市场有投资价值，长久居留有决心。”

其实时军之前在香港已经住了五年半后离港前往英国，英国留学完成以后再返回香港后，根据香港有关居留条例，之前的五年半已经没有用了，获取香港永久居留权要重新算起。“完全不算了，的确挺可惜的。现在重新起算，要再住多五年才能拿到永久居留权。”

回归后，香港入境处对海外专才引进政策的很多条例已经做了修改，条件也越来越宽松，就是唯独七年的期限雷打不动，专才和普通的移民一样平等对待，不像新加坡对待中国内地的专才引进，政策是那么优厚，住上两年就可以有资格申请永久居留，十足的吸引人。

以为时军对浪费了的五年多少有些后悔，时军竟答：“也不后悔，我在加拿大住的时间也不够(三年就可以入籍)。加拿大的居留身份可能也无法保留，有得有失吧。我对身份不太敏感，不会不惜代价获得。当然，要想不愿意放弃中国国籍，但又不想总申请签证去国外，并且不被歧视，拥有香港身份是最理想的选择。”

的确，时军对自己在香港的未来充满了信心，身份之类的事太微不足道。他说：“首先是我的经历，让我对资产管理投资银行前景有信心；另一方面，深厚的法律背景知识，尤其是对中国法律背景知识的洞晓，让我更容易能够控制风险投资，充分把握机会。”

在时军的办公室书架上，已经增加了两个CEPA档案夹，虽然现在还没有这样的项目，但是他愿意做好准备，政策有了，机会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

作者/苏文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