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的春天，我在蚌埠，二十岁，是普通大学的三年级学生。

　　大学生，到了三年级，便纷纷筹划起自己的前程来，或多或少地定下些计划，要在毕业前实现的。我那时也不例外，把各种选择逐一掂量着，竟动起了留学的心思，于是首要的，需考个托福的成绩出来。

　　那个春天开始的时候，我在学校图书馆的托福参考书中，挑出了几本新一点的，在而后的整个春天里，把这些书一本本的看了过去，似乎有些成效吧，可是平心而论，并不显著。很多人都知道托福并不是难度很大的考试，但对于当时的我，要考出能拿得出手的分数，绝非易事。

　　相对于夏和冬这样的考试季节，学校自习室的上座率，在春天要远低一些，往往到了晚上七八点，几个条件好的教室，才陆续坐满了人。即便是这些来自习的人，通常也不是研读课堂上的课程，而多是为了各类课外的考试而忙碌着。那时候在我们学校，出国留学仍是个别行为，然而在满教室的勤学身影中，偶尔也是能发现捧着新东方教材的同道中人，更有那厉害的，拿的是“红宝书”，不免令人想到燕雀鸿鹄之间，总是要有些所谓的差别吧。

　　那个春天，英语似乎充斥在我的整个生活里。

　　2003年的春天被迫和非典挂上了关系，而我，却在合肥家中过得颇为悠闲。

　　那是大学毕业前的实习期，往往被学生们用来找工作或是权当了新工作的试用期，而像我这样不需工作的人，也就理所当然地用这时间来享受家的温馨了。又认真了起来，很是正式的找了家公司去实习，所做的却有限，完成实习任务而已，也不过六周，就结束了。

　　我是在前一年末得到了英国学校的有条件录取，需要等毕业的成绩出来，拿给校方审核通过，才能得到正式的录取。对这一条，我是成竹在胸的。那时候惟独有些担心签证，总挂在嘴边唠叨，然而心里却唱的是反调，频频把签证通过率成功案例之类拿来自我安慰。客观地说，信心和希望，那时候都总还是有不少的。

　　到了四月间，我轻松地拿到了护照，也就把在留学道路上徘徊的我，前推了一步。

　　我一向不惮于承认自己是个恋家的人。那个春天，在我的印象里，是与家最贴切地联系在了一起。说起来那是近六年来，我在家中呆得最长的一段时间。先是寒假，然后是实习，到了四月间，又不得不感谢非典了，阻碍了原先安排的返校，我便名正言顺地留在家中游手好闲一直到了六月。